青年文摘》的第三次跨越
青年文摘

周末文摘 乱世家国赤子情——民国国医馆求生记(一

  的演变,期间也掺杂着许多地方政权。1927 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民国的历史从此进入南京政府时期。1929 年由余云岫为代表提出的“废止旧医案”府,内部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派系斗争激烈。1931 年 3 月 17 日,到了政治问题,这使得中西医对立的鸿沟越来越大。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长达 14 年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日寇侵华不仅破坏了我国主

  当时国内民众对于西医的接纳和信仰也是毫无边际。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大门也随之向世界敞开,西方文化的传入一度高涨,西医也伴随着西方文化进入到我国。起初,西医并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鸦片战争前夕,西医的传入便是和教会、商业三位一体先在底层民众间开了花,而后逐步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西医这一新鲜事物的进入对古老的中医造成极大冲击,反中医的声音也是此消彼长。曾经站在时代最前列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严复认为中医学植根于臆造、梁启超以中医学理为耻辱,并于1924 年发表《阴阳五行之来历》一文,认为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鲁迅从 1918 年《狂人日记》到 1936 年《花边文学读书忌》,著作中至少有40 多处贬低中医 ;陈独秀认为中医是迷信,科学与迷信,中医与西医水火不相容等等。这些有留洋背景的学者社会精英们不少都对中医持否定态度,当时的社会,对西医的崇拜毫无边际。然而,中医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并非一无所为。1830 年,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问世,其中对于人体解剖学的阐述已经接近于现今整个医学界对人体解剖的认识,这是中国医学思想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时至 1928 年,以余云岫为代表提出的废止中医的议案使得中西医的撞击达到顶峰,这场论争也催生了中央国医馆的诞生,并且深刻影响着中央国医馆的发展。

  经济方面,1927 年,南京政府政权刚刚建立,虽没有百废待兴之势,但无论是政权还是经济都需要巩固。当时一切经济政策都是围绕如何巩固南京政府初期政权而制定。江浙资本财团和蒋介石达成一致,只要蒋介石答应灭共,就给他提供财政援助,并于新政府建立初期认购了一千八百万元国库券。在党内各部门运作都走向正轨后,1936 年的国民经济成为近代发展较好时期之一。1937 年进入抗战后,日本经济封锁、战时经济困难,通货膨胀日益严重。1945 年抗战胜利后,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而是集中精力消灭,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极大程度限制了中央国医馆的发展。

  1929 年 2 月 23 ~ 26 日,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获得通过,提案内容包括旧医登记行医、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等。这令全国中医界愤慨万分,各地医药团体、中医医士纷纷为之奔走呼号。同年 3 月 17 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就在抗议“废止旧医案”的浪潮中横空出世,总联合会主席团由陆仲安、隨翰英、蔡济平、陈调平、张梅庵组成,在上海总商会会所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成立之后,几次为中医药请愿,但屡屡受挫并且其合法性还受到政府质疑。这样就使他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中医药要想求生存、图发展,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要有一个合法的机构来对其实施管理。于是,1930 年 1 月,裘吉生、蒋文芳提议仿“中央国术馆”建中央国医馆。

  最初,提案的发起人也是真诚希望中央国医馆能够直属于行政院或者隶属于内政部,因为这样的从属关系才能使中央国医馆的地位与当时的卫生部平级,真正做到中西医地位平等。提案附呈的中央国医馆简章第二条也明确规定 :“改进国医、研究国药、管理国医药事务。”然而,内支持中医派元老谭延闿去世的当际,该提案被辗转至卫生部,卫生部核办时竟将“管理国医药事务”这一中医药界最为热切期盼的行政管理权完全删除。中央国医馆在后来成立之时也只是一个政府允许开办的“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的全国性中医药学术研究机构,并没有行政管理权。

  1930 年 5 月 7 日,中央委员谭延闿、胡汉民、陈肇英、朱培德、邵元冲、焦易堂七人于中执委会政治会议第 226 次会议上提议设立中央国医馆,以便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术,并将具体工作分为四类:学说的整理、诊断法之整理、药品的研究、针灸法的整理。后该提案经国府第七十六次国务会议决议交由行政院办理,由现有医学团体整理完善后予以立案。焦易堂等邀同南京上海汉口医药团体代表讨论一切进行事宜,并函请其他各地医药团体及著名国医。百余人复函,遂定于 1930 年 10 月 19 日开会商议筹备中央国医馆一事,筹备地点暂时借八府塘女子讲习所为用。当天会议还确定了焦易堂、陈立夫、彭养光、周仲良、施今墨、陈奠圻、陈郁七人为筹备委员,陈郁为主任委员,汤庆麟为秘书,定于 1930 年 10 月 21 日开第一次筹备会议,会议决议除已加入各地医药团体代表外,仍先行调查各地名医各医药团体及热心国医人员由筹备委员函请加入并推定调查员赴各地切实调查。

  同年 11 月 11 日,中央国医馆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于 1931 年 1 月 15 日开筹备大会讨论一切组织规程及施行细则,俟大会通过。根据后期《国医公报》记载,筹备会议总计开过十几次,但是详细记录在案的只有以上几次。

  1931 年 3 月 17 日上午九时许,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准时召开,地点选在了南京市头条巷中央国术馆竞武场内,主席团公推陈郁为主席。在行政院关于筹备大会的备案中“现此项筹备大会已于十七日举行计发起人及各省市代表到会者共二百一十七人”,可见邀请函发出后,在全国中医界起到了很大的反响,这样的反响给筹备委员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会议当天通过了《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至此,中央国医馆这一中医学术机构在“废止旧医案”的浪潮中逆行诞生,举国中医为之欢呼雀跃。

  为了庆祝这一盛事,上海《医界春秋》出版纪念特刊,上海《中医世界》杂志第三卷第十三期出版“中央国医馆成立纪念号”专刊,《中华医药报》当天出了纪念刊,这一天也被确定为“国医节”。

  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成立之后,一直到7月1日才开始正式办公,其组织架构如下图。未正式办公之前 4 月 17 日馆内选举产生理事长、常务理事、正副馆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施今墨、陈郁为副馆长,并通过《中央国医馆理事会章程》。理事会首任理事四十七人,分别为焦易堂、邵元冲、邵力子、陈立夫、王用宾、杨杰、陈郁、彭养光、周仲良、陈奠圻、吕苾筹、陆仲安、施今墨、郭受天、冯霖若、陈无咎、张宗成、殷受田、夏应堂、陈松坪、唐尧钦、葛养民、随翰英、程调之、谢利恒、陆渊雷、王和安、曾少达、王硕如、韦格六、范更生、匡山、牛载坤、蔡干卿、梁少甫、范耀雯、周伟呈、杨小川、余华龛、陈观光、陈任枚、李树堃、包一虚、郑伯禹、陈宜诚、刘辅亭、杨杨村,候补理事二十五人,分别为徐相任、王葆真、杨立三、王仲奇、丁仲英、顾渭川、施济群、汤庆麟、朱文中、龚醒斋、邱啸天、张子畅、周维藩、龙九经、冯端生、陆甸孙、梁子和、朱永昇、高虚生、宋大仁、朱廉夫、胡优丞、岑靖、刘岳仑、李芝亭。5 月 3 日召开过一次全体理事大会。

  中央国医馆的创建离不开一手孵化它的领袖人物,其创建主要依靠焦易堂、陈立夫、彭养光、周仲良、施今墨、陈奠圻、陈郁等人物,大体又可将他们分为政治人物与中医药界人物。

  在民国的那场废止中医浪潮中,中医的存亡与政治人物也有着紧密的关联。内部政客中分为废止派和保守派,再加上外部中医界人士,这三股力量形成三方制衡。废止派以褚民谊、伍连德、余云岫等为代表,他们大多有留洋背景,受现代科学熏陶,认为自身是科学至上主义,是真理的化身,具有创新精神。保守派以焦易堂、陈立夫为代表,他们固守民族文化,有浓厚的民族情节,对中医药怀有一份挚爱。中西医的论争逐渐演变成了废止派与保守派、中医界人士的斗争,形成三方制衡的局面。最终中医界拉拢了保守派,变成两方抗衡,并建成了中央国医馆。在中央国医馆存在的期间内,焦易堂作为贯穿始终的馆长可以算是馆内灵魂人物,他殚精竭虑的维系着中央国医馆的运营、致力国医药之革新、与林炳炎先生商议成立炳炎基金委员会奖励国医药学术研究、设立中医救护医院、设立中国制药厂、设立首都国医院等等,一步步推进着中医药的保存与发展,这一点在后文中都有所提及。

  副馆长施今墨属中医药界人物,施氏自幼从父习医,辛亥革命后开业于北京,后来往于各大城市,于 20 世纪 30 年代名声大噪。其在中央国医馆内主要负责学术工作。1932 年 6 月,施今墨在《国医公报》上发表《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此后开始主持统一病名案。1932年 10 月,他与陆渊雷共同起草国医国药学术标准大纲初稿,并向全国中医药界征求意见。次年 4 月 29 日,学术整理委员会会议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国药学术标准大纲》。(待续)

  来源:陈仁寿.青囊· 菊天下[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88-93.返回搜狐,查看更多